政府投入那么多,为什么群众幸福感不强?政府管理越来越细,为什么群众满意度不高?究其原因,一方面,政府的政策执行模式、服务模式更多的是自上而下考虑,往往忽视了群众真正的需求；另一方面,政府大包大揽、大事小事样样管,导致群众的参与意识、自治意识、公共意识越来越淡薄,政府和群众之间少了“共振”,也就难以有“共鸣”。

　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组建基础治理的邻里单元,推行“邻里自理”,让社会治理有了源头活力。邻里之间的事谁去办、怎么做,由群众自己说了算。社会治理的主角是老百姓,最终受益的也是老百姓。这一邻里制度,为我们开启了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一扇门,即探索创新社会治理,政府应该“放权”给社会,让多元的社会主体主动参与管理,自下而上最终实现全社会的有效治理。

　　近年来,南通市崇川区作为主城区,大量“单位人”成为“社区人”,外来人员构成复杂、人口结构老化、社区社会管理难度加大。特别是一些小区基础设施老化,群众抵触情绪较大,物业公司索性撒手不管,社区管理陷入恶性循环之中。

　　“邻里之间的事怎么办、怎么做,应该由群众自己说了算。”2013年,南通市崇川区试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,以社区为单位,以0.1到0.6平方公里为半径、150户到300户规模,创新设置社区基础单元——邻里,组织居民开展群众自治,逐步形成“服务在邻里加强、信息在邻里畅通、自治在邻里提升”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。

　　虹桥社区是南通市最大的老小区,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有居民住宅楼107幢、3143户,共10068人。这个社区的楼房、设施虽然老旧,但是居民们锻炼身体、读书看报,包括法律援助、纠纷调解等十分方便,大家感到自得其乐,和谐安宁。

　　“和其他老小区一样,我们这里老年人、外地人多,其中50周岁以上的超过70%,算得上是江苏省最老的城市社区。”虹桥社区党委副书记王燕介绍,实行邻里制度以来,社区以300户左右为单位,按照“地域相近、楼幢相连、资源相通”原则,将全社区居民分成了惠馨、惠泽、惠学、惠和、惠美等10个邻里,实现邻里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。
 

　　“邻里理事就是干事的,走访串门、熟悉邻里、志愿服务就是我们的工作,我们身兼着服务、信息、自治三大责任。”虹桥社区惠泽邻里的理事周爱林告诉记者,“邻里设理事会,由理事长和理事组成。理事、理事长都由邻里居民推选出来,一般是每幢楼一名理事,也就是俗称的楼长。”理事工作可概括为“访、宣、巡、倡”四部曲,具体包括走访入户、宣讲告知、楼幢巡视、倡导文明。

　　在慧畅邻里对面的一幢楼的楼梯口,贴着一个“邻里标识”的红色牌子,从社干、社工、理事长、理事、楼道长、党员户、民警、调解员、保洁员等人的名字和手机号码都清楚地印在上面,这个红色牌子每一幢楼都有,过去群众有事都是跑社区,现在都是直接找理事长或理事。周爱林说:“因为理事长、理事都比较熟悉,有事会直接想到熟悉的人,邻里之间也更熟悉了。”

　　76岁的虹桥街道惠畅邻里理事长孙祝英成功调解了一起邻里纠纷,为何派出所难以解决的事到了孙老的邻里大厅就能解决?孙老的秘诀就是“安抚和信任”。“功夫在平时,平时经常到居民家走访,挨家挨户登记居民信息和困难,自然就产生感情和信任感,协调起来自然得心应手。”孙老介绍。

　　“哪个楼道灯坏了,哪边污水池外溢,居民求助这些小问题,都会通过手机终端反映上去,很快就会有人来解决。”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党委书记刘晓丽拿出手机介绍说,每个社工都配备了手机,里面的“崇川邻里管理软件”包括邻里信息、邻里服务、邻里自治、邻里日志四个板块。只要把发现的问题录入邻里信息,社区维修部门就能实时看到并组织人员维修。
 

　　5月11日下午,76岁的新中社区勤厚邻里理事长姜老在《邻里事务处理记录》上记下当天小区下水道堵塞问题,随后通知社区志愿者便民超市申请下水道疏通,不足一个小时问题就得以解决。
 

　　在开展邻里街坊服务的基础上,崇川区以居民会议、议事协商、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,实行社区民主决策实践。小区里的事怎么办、怎么做,应该由群众自己说了算。小事大家办,大事大家议。崇川区每一个社区,无论是修个下水道,还是调解邻里纠纷,在邻里大厅就能交办,公共事务的管理也不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。小区绿化带改建停车场,旧楼房平改坡等问题,都有居民在议事厅民主商量着办,政府更多的做好引导、服务,避免了以往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。